原文标题：中国式动画艺术新高度：超于常态却艺术常新的《长安三万里》
作者：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级教授，教育部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指委主任
赖缨，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博士生
(资料图片)
新片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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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开创性探索的“追光”再创造
恒定文化追求。在中国动画探索中国式动画再崛起的民族特色进程中，追光动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创造。自2015年推出长篇动画电影《小门神》后，该公司开始明确定位青少年群体为主体观众，并通过情节设置拓展其他家庭成员参与观影。
在随后推出的《白蛇》系列动画、《新神榜》系列动画中，追光动画持续选择春节、暑假等较为成熟的电影放映档期，以抓住暑期档和春节黄金档的观众流量。这种定位意识使得系列影片能够更加精准地吸引目标观众，并通过片尾的“彩蛋预告”锁定同系列下一部影片的观影人群和预期票房收入。坚定理性而不舍追求，动画光影的闪耀令人赞叹。《长安三万里》又跨上一个新台阶：超越常俗、跨越年龄、诗意葱茏、暗衬历史、文武融合、国漫造型新探索！
就叙事奇妙设计透视，这一次难以想象的《长安三万里》竟然168分钟的片长推上院线，却还收益了目前的15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第3位。《长安三万里》超长片长似乎会挑战观众的观影耐心和审美体验。但同时，这也表现出创作团队对影片内容和表达的充分信心，不过于紧凑、略带随性的叙事节奏使得全片呈现出中国水墨画卷般的诗性和写意，导演团队也希望在这样广阔的叙事空间中展现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故事情节，打造一部内容充实、观影体验独特的中国动画电影作品。
不仅于此，更难以想象以一个诗人和一群诗人的际遇伸展出近50首诗歌，还呼应耳熟能详的自小背诵而让人们津津乐道，文化追求的执着难有其匹。更匪夷所思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叙事氛围立在边关危机，诗人将军高适面临着换将暗影，被前来督军的公公责问，却竟然开启了叙事回溯他和李白的关系，跌宕不止，悬疑丛生。
在不断周延的高适与李白以及诸多杜甫、王维等一干盛唐诗人和艺术家的连绵故事后，谁也没有料到最后翻转为几乎要成为囚徒的高将军，却挺立成为暗设计谋守关击破敌手而挽救颓势的大英雄。追光必出精品，再一次在创新超越常熟的影像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式的动画作品可以怎样超于常态，却赋予常理的创造。
02 艺术形式的中国式现代构造
自1941年万氏兄弟推出神话题材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以来，中国动画电影经历了长时间的市场磨合与定位探索，也在21世纪全球电影数字化进程中逐渐摸索出自身发展路径和产业模式。《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位列中国动画电影史票房第三的动画电影，在定位意识和观众培养方面展现出了一系列的策略与机制。
其中特别注重中国风格的新创造，是追光的动画创作始终在一种艺术构想的创造性和中国式的人物形象，与中国人的情感与思维去构筑人物的独特性。中国化的元素与中国人的形貌的夸张，却贴切让我们对武夫与诗人的结合，仗剑行侠与游云天下的融合，唐代贵妇的圆融丰腴与诗人的洒脱与飘逸之间的多样把握。
《长安三万里》的诗意与史述之间构成的张力，让挥洒自若的叙事进程具有老少咸宜却又充满文人画的描摹。对世俗社会的繁盛呈现、行舟江上的豪爽放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文人情感的洒脱铺张等，都使得追光的作品既具有时代和夸张性，又具有人物文武相间而带着激情澎湃的特点。构型上的孩子接受的动画形象漂移在人文气息浓郁的历史烽烟中，不再是小儿科一般的奶声奶气，却有着蕴含万端的气息。
文人闲适的制造若隐若现，人物的际遇隐隐绰绰，尤其是众多唐代著名诗人相融在一起，来来回回的思念和不舍如履的向往，将真正的文人或者说生活气息超越了动画片固有套式，即不只是俯就满足孩子们的幼稚心理。其实中国动画的世界性必然需要老少通吃，但何止是限定性的童稚，也不妨有特定对象的风流倜傥。于是温暖高适和李白的少年结识、成年后的潇洒自若，老年的边关风云凄厉，融合在这样一个大尺度大长度的动画作品中，令人观之欲罢不能，深陷其间而既看到了时代风云和历史文人的声情并茂的表现，也似乎接受了优秀诗歌的审美趣味与出口成章的动人感知。
03 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再想象
相较于产业模式和策略上的创新，《长安三万里》在叙事内容上也表现出了独特的巧妙构思。影片紧密围绕两位重要诗人——高适与李白展开，它们在电影中形成了时代映射中的一元二体，以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凸显出时代命运、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紧密联合，最终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奇妙耦合。同时，这部影片中经典诗歌舒展开的历史情调，且由此塑造出唐代诗人群像，这些诗歌意象在视觉呈现中也得到了情境化展现。
以李白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为例，影片中高李二人的数十年友情原本会在暮年旧友别离中哀伤收场，但监军程公公在大败敌军后击剑唱出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则将二人的情感烘托至另一高潮，最终在观众的想象中留下深刻印象。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借助影像和画面的力量，将诗歌中的意象变得更加生动和具体。《长安三万里》善用画面的色彩、光影和特效，将诗歌中蕴含的美丽意境与情节场景相得益彰，赋予观众在视觉和听觉上具身体验诗歌的美感和力量。
然而，尽管在叙事内容上展现出了巧思，但《长安三万里》在处理历史细节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将李白、张旭、裴旻的“三绝合体”改编到扬州，或将李杜的洛阳首遇放置在长安等。这些历史细节的不符或改编，难免引发观众的质疑，也许需要提醒涉及历史的表现的最大限度的处理好文化想象与历史史实的平衡，为了持续推动民族文化在影视作品中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更好地考虑叙事的需要和受众的认可，确保历史背景与文化想象的统一。但动画电影如何处置真实历史细节和诗意处置的恰切，何以把握艺术舒展的大局观与细节的精神不失真，也需要我们更好的思考。
无论如何，《长安三万里》的叙事内容巧妙构思和诗歌意象的视觉呈现为影片增色不少，使其成为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中国式动画艺术的开拓与精神张扬，在这里得到新的激励，这是其具有历史价值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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